北魏窟的分期

    云冈石窟现存的主要洞窟,大部是文成帝和平年间(公元460一465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之前的三十多年间开凿的。其余小型窟、龛的开凿,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内容、样式的发展,可分三期:

第一期石窟

    太武帝晚期,北魏开始衰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文成帝即位,立即恢复佛教,借以缓和人民的反抗。开凿云冈石窟,目的在于提高皇权。《魏书・释老志》介绍这次开窟情况说：“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五所石窟,就是现云冈石窟中第16至20窟。

    第一期石窟在形制上的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各窟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和现在佛),主佛形体高大,占据了窟内主要位置。

    根据主像和石窟布局,这五个窟可分为两组。18、19、20三窟为一组,都以佛装的三世佛为主像。19窟左右两主像分处于东、西耳洞中,是这一组的中心窟。这一组在云冈石窟中开凿的时间最早,但19窟西耳洞的主要工程一直拖到第二期。16、17两窟是另一组。17窟主像也是三世佛,但正中是菩萨装的未来佛交脚弥勒像。16窟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这五所石窟,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一像来考虑,16、17窟是从西数的最后两窟。主像是单一释迦像的16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的17窟,相当于没有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18、19、20窟， “则应分别相当于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18、19、20三窟基本上按原计划全部完成,而16、17二窟壁面都有较多的第二期甚至第三期补刻的小龛,16窟主像工程更拖到第二期晚期才告竣。

    这一期的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菩萨头戴宝冠,身着璎珞,臂上着钏。亦有一些较为高凸的衣纹,似是厚重的毛质衣料。这些,反映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带)和中亚牧区服装的特点。

    昙曜在北魏恢复佛教后,为帝王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为皇室祈福外,也是针对太武帝灭佛前流传的“胡本无佛”的言论,而宣传佛教的渊源悠久。他在云冈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佛教历史《付法藏传》,也正是与这一工作相配合。昙曜向“以禅业见称” (《高僧传・玄高传》),文献又记载北魏灵岩寺(即云冈石窟)其中可居三千人,东头佛寺可容千人。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禅观的主要对象。因此,这些巨大的窟室,很可能是用作禅居的。

第二期石窟

    第二期石窟开凿于公元四六五年文成帝死后,当时各族人民不断起义。公元四七一年孝文帝即位,江表地区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也愈演愈烈。这时云冈连续开凿成组的大窟。这一阶段,具体时间大约自文成帝到迁洛前的孝文帝时期,相当于公元四六五年至四九四年之间。《水经注・漯水条》记载: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砥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遥灵岩南,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大约就是这一期晚期的情景。

    云冈第二期的主要石窟有五组:7、8窟,9、10窟,5、6窟,1、2窟,四组都是双窟。另一组三个窟,即11、12、13窟。此外,云冈最大的石窟3窟,主要工程也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11窟外壁崖面上的小窟和20窟以西的个别小窟,也是在这一期晚期开凿的。

    第二期石窟在形制上的特点是,平面多方形,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还有的在后壁开凿隧道式的礼拜道。方形平面窟的壁面雕刻都作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的布局,窟顶多雕出平綦。在造像方面,象第一期那样的雄伟大像较少了,但形象题材多样化了,出现了世俗的供养人行列,凸起式的衣纹被简化的阶梯式所代替。和第一期比较,最使人注目的是,汉魏以来分层分段附有榜题的壁面布局和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及其装饰日渐增多,佛像的服装在第二期晚期也换上了中原的样式。

    7、8窟这组双窟,是第二期石窟中最早的一组,大约完成在孝文帝初期。据金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曹衍所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的记载推测,这组双窟为孝文帝所开,辽时即以此为主体兴建了护国寺。以后室后壁上下大龛为准,两窟主像都是三世佛。7窟下龛主像是释迦多宝像。释迦突出了,所以前后室壁面分层分段大面积布置了本生故事浮雕和表现佛传的佛龛。佛装的交脚弥勒、护法诸天和大型供养人行列等,都最早出现在这组双窟内。两窟前室露天,原应覆盖瓦顶。

    9、10窟这组双窟,略晚于7、8窟。根据《金碑》,大致可以推定它是孝文帝宠宦钳耳庆时于“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建,十三年毕”的石窟。辽代在这里兴建了崇福寺。9窟主像是释迦,10窟主像是弥勒,这是云冈第二期出现的新的主像组合。壁面布置了较多的释迦多宝对坐像。

    5、6窟这组双窟的主像都是三世佛。这两窟的大型佛像改变了过去的服装,都雕成了褒衣博带式。这种佛装,是当时南朝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服式,而上著帔帛,下著大裙的菩萨装,也是当时汉族地主阶级的常服。服装的改变,是和孝文帝实行的各项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始服衮冕”等一系列服制改革措施相呼应的。所以推测6窟完成时,已去孝文迁洛不远。至于5窟壁面布满了没有统一布署、时间又不相同的大小佛龛,更说明它并未按原计划完工,这种情况当然也和都城南迁有关。因此,这组双窟的雕凿,约在孝文帝都平城的后期。两窟工程浩大,雕饰富丽在云冈也以6窟为最,《金碑》推测为孝文帝所凿,辽时建天宫寺的石窟,有可能就是这一组。

    东西毗邻的5至10窟这三组双窟,都有双塔一碑(两侧壁前端雕塔,中间隔壁的前端雕碑)的窟前设计。这是说明它们时间接近的最好例证。其中5、6窟和7、8窟两组,窟形巨大,9、10窟窟形较小。联系到窟内主像题材的不同,这些差别应是开窟人身份有高低的反映。

    11至13窟是一组，具有前后室的12窟是中心窟。12窟前室外部上凿屋檐，前列两柱,洞开三门,后室入口处上雕明窗。两侧的11和13窟则于窟门上各雕一明窗。这样为12窟布置左右对称的立面布局,显然是有意的安排。12窟在后室后壁分上下龛,上龛主像为弥勒,下龛为释迦多宝。此窟造像服饰与风格接近9、10窟。11窟中心立塔柱,塔柱四面各雕上下龛,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都是释迦立像。窟东壁有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造九十五区石庙形象铭,西壁有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铭龛和服饰接近5、6窟的七佛立像。13窟主像是弥勒,窟内小龛同11窟,延续的时间很长。这一组石窟中,看来只有12窟按原计划完成,而11、13两窟大约在开凿不久即行停工,此后陆续雕凿了不少无统一安排的小龛。

    1、2窟是一组塔洞。窟后壁的主像,1窟是弥勒,2窟是释迦。1窟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上层雕释迦。2窟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1、2窟造像形式和风格较5、6窟为早,雕凿时间应在9、10窟和5、6窟之间。释迦多宝对坐塔见于《法华经》,维摩、文殊问答出自《维摩诘经》。北魏重视这两部经,是因为它们是用譬喻故事宣传佛教唯心主义的较好形式,孝文迁洛前后,曾把僧人请到宫中宣讲。明确根据《法华》、《维摩》开凿的1、2窟,其时间也恰好接近北魏南迁。

    3窟原为大型塔洞设计,开凿可能在二期,但终北魏一代迄未完成。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间凿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这双塔一窟室应是3窟的一部分,塔的样式和窟室造像,属于第二期的后半。

    第二期石窟和龛像的急剧增多,反映了文成帝以后至孝文帝迁洛前这一阶段,佛教在北魏统治集团的提倡下,发展迅速。《大唐内典录》所记: “自魏国所统貲赋,并成石龛”的事,主要应是指这一期的情况。据第二期窟龛现存铭记的记载,除皇室外,官吏(如《金碑》所记宕昌公钳耳庆时),上层僧尼(如17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释迦、多宝、弥勒三像龛铭记)和在俗的邑义信士(指信教的一般地主,如11窟东壁太和七年〔公元483年〕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象九十四区铭记)等,都曾在云冈凿石造像。这表明这时云冈已不限于皇室开凿,而成为北魏都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僧人禅观的对象,这时不仅继续雕凿前期的三世佛、释迦、弥勒,而

    且雕出了禅观时的辅助形象如本生、佛传、七佛、供养天人等。甚至还按禅观要求,把有关形象联缀起来,如上龛弥勒、下龛释迦。这种安排,正是当时流行的修持“法华三昧观”时所需。可能是“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续高僧传・昙曜传》)的3窟,上部凿出弥勒窟室,下部开凿巨大的禅窟,显然是为了坐禅的需要。至于5、6窟和7、8窟明窗左右刻出的坐禅僧人,更有可能是当时有意树立的坐禅的标准形象。当时的习禅僧人,有的是逃避苛敛,有的是皇室贵族为了给自己作“功德”而度擒,有的是被强迫出家。

第三期石窟

    第三期石窟是公元四九四年孝文迁洛以后开凿的,当时平城作为北都,仍继续作为佛教要地,尽管大窟减少,但中小窟龛却自东迄西遍布崖面。《金碑》记云冈铭记纪年最晚的是孝明帝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与云冈现存窟龛情况相符合。

    第三期主要洞窟分布在20窟以西。4、114、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4至6窟间的小窟,大都属于这一期。

    第三期的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洞窟内部日益方整。塔洞、四壁三龛及重龛式的洞窟,是这时流行的窟式。窟门外崖面上出现了雕饰,这种雕饰越晚越繁缛。第二期雕刻中丰富多变的气势减弱了,新形象也出现不多,造型趋于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越来越重叠,龛楣、帐饰也日益繁复。

第三期窟龛,可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

    4窟,4、5窟间未编号塔洞和51窟,都属于塔洞,正面雕塔或方柱,壁面多雕千佛龛。

    14、15窟。14窟内多千佛龛,正壁正面原雕千佛立柱, 后壁主像为弥勒。15窟是典型千佛洞,四壁皆千佛,后壁有弥勒龛,东西壁有释迦龛。

    四壁三龛式的中小洞窟,约二十余座,如33、35窟等。后壁主像多为释迦多宝，也有只是释迦的。35窟门口有延昌五年(公元516年)小龛,是该窟开凿时间的下限。

    四壁重叠式的中小洞窟,约十余座,如26、28窟等。后壁主像多为上龛弥勒,下层释迦。

    第三期中小窟龛的数量之多,表明迁洛后的北魏晚期,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层蔓延起来。现存铭记中记载窟主官职最高的,不过是冠军将军华□侯 (50窟上方《吴天恩造像记》),小龛龛主最高的不过是常山太守 (11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九年妻周为亡夫田文虎造释迦弥勒龛铭)。没有官职的佛教信徒(清信士、佛弟子等)开凿窟龛较多,大多是为亡者祈冥福,也有的是为生者求平安。值得注意的是,延昌、正光年间的铭记中,出现了愿“芤生静土”(压窟南壁正光□年为亡夫侍中平原太守造像铭)和“愿乳生西方妙乐国土,莲花化生” (19窟西耳洞后壁延昌四年清信士元三造像铭)之类的要求。北魏晚期净土崇拜流布到云冈,正是当时社会极度黑暗的反映。此外,18窟窟门西壁“大茹茹可敦”的铭记,表明平城佛教,这时已影响到北方的柔然族。

    第三期窟龛的形象,进一步向符合禅观的方面发展。上述四种类型中的前两种,即塔洞和千佛洞中,雕出了《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全面内容。而后两种,即四壁三龛式和重叠式窟,则雕出了《禅经》所提出的幻想的主要形象。这种设计,比第二期更主要地是为僧人禅定而安排的,说明云冈习禅的僧人日益增多。文献记载,正光以后,出家僧尼超过二百万, “民多绝户而为沙门”(《魏书・李孝伯传》)。尽管北魏末年统治阶级更加狂热地提倡佛教,强化僧规,但广大的下层僧众,愈来愈多地进行各种反抗,甚至冲破重重枷锁,参加到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从孝文帝到宣武帝的四十多年中,由僧徒直接倡导的起义就有八次,其中延昌四年(公元515年丿由沙门法庆领导的起义,规模较大。这次起义,杀死了阜城令,攻破了渤海郡,还毁寺院、斩僧尼、烧经像,这在我国农民起义史上,是不多见的。当时云冈虽然没有僧人起义的记载,但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围绕平城的六镇镇民相率起义,起义队伍控制平城达七年。在这样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极盛一时的云冈,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暴中沉寂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