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的云冈石窟

    北魏灭亡后,平城先后属东魏和北齐。北齐废恒州为恒安镇。唐初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置云中郡,治恒安镇,在云冈又开始进行个别的石窟工程。这就是《金碑》中所记:“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守臣重建”。当时,还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 (《古清凉传》)。3窟后室的三尊大像,很可能就是初唐时在北魏未完工的后室塔身南面西侧开雕的。《金碑》所记唐初以来的灵岩寺,大约就指这里。

    唐代云冈的情况,《广弘明集》中这样记载: “今时见者传云,谷深三十里,东为僧寺名曰灵岩,西头尼寺,各凿石为龛,容千人……石崖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此外,《文苑英华》中也收录了宋昱《题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五言诗一首: “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檐牖笼朱旭,房廊鍊翠微。瑞莲生佛步,宝树挂天衣。邀福功虽在,兴王代久非。谁知云朔外,更睹化胡归。”宋昱,杨国忠党,官至中书舍人,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被乱兵所杀。他到云冈应在天宝末年以前。

    《金碑》记载: “辽重熙十八年(公元10压9年)母后再修……清宁六年(公元1059年)又委刘转运监修”,说明在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在云冈进行了延续十年之久的工程。这次工程主要内容,应是兴建“西京大石窟寺……凡有十名,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这十座大寺,大约都是后接石窟,前建木构的寺院。现存云冈崖面上部残存的大量大小梁孔椽眼,应是它们的遗迹。此外,13窟南壁卞部佛龛座上曾发现辽代“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佛像的铭记,可知当时曾对佛像进行过修整。11窟西壁七立佛中的最后两尊(抗日战争时期已毁)、中心方柱南面的胁侍菩萨以及35窟东壁的释迦塑像和网目纹的石绿色背光,可能都是辽代的遗物。辽末保大二年(公元11”年),金兵攻占大同,天祚帝由中都南逃天德军,途经云冈,金兵尾追,使上述十寺遭到破坏,造成了“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金皇统初,由和尚禀慧主持, “重修灵岩大阁九楹”及附属建筑多间。这次工程,从“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二月起工,六年(公元11姓6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

    明代以前有关云冈石窟的记载,都称作武州山石窟寺。云冈指武州塞的最高峰,云冈名称最早出现可能在明代。现存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压年)《重修云冈堡记》中说: “古者,石佛寺通西四卫道也,于嘉靖□□七年,内为右卫饷道,改□云冈堡”。可知设置云冈堡在嘉靖二十七或三十七年,也就是一五四八年,或一五五八年,这是现在所知道的云冈名称的最早的记载。金代所修的灵岩大阁,据《永乐大典》所引《析津志》,在元末尚存。明代大同云冈一带再度荒废,寺院在明末毁坏后又曾重建。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大军进驻大同,三月留部将张天琳守云冈。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暴有力地扫荡了反动统治。但到了五月,当地地主武装勾结清兵在云冈进行血腥屠杀,云冈寺院建筑又沦为灰烬。

    清初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重修云冈寺院,即现存5、6窟的木构窟檐――石佛古寺。据道光《大同县志》记载,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亲征厄鲁特葛尔丹,冬十二月自塞外回銮,十二日车驾幸大同”。现存云冈第5窟内的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重修云冈寺记》,也记载了康熙北征中“巡幸云冈寺”, “御书匾额”的情形。云冈现存一些碑记,还记录了当时阶级剥削的情况。仅乾隆年间,云冈寺院就拥有土地一千六百多亩(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这时的云冈石窟,已成为一座吸血寄生的地主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