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艺术成就

    北魏工匠的来源,主要是通过战争得到的。公元四一七年灭后秦,曾将长安工匠二千家掠到平城。公元四三九年灭北凉后,强徙三万户民吏工巧到平城。平定中山等地,又驱迫百工伎巧十万户迁到平城。这些作为战俘的工匠到平城后,除部分赏赐给将领外,大多归官府管辖,称为“杂户”。北魏法律禁止私人占有工匠,他们必须永远为国家役使,技艺世代相传,不许改从他业。他们的身份低贱,不得与平民通婚,是介于奴隶与平民之间的半自由民。因此,北魏统治阶级可以对他们进行比一般平民更残酷的剥削和奴役。云冈石窟的开凿兴建,贵族老爷们没有动过一锤一凿。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工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继承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中某些优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外来艺术技巧中某些因素,创造了这一批宏大精美的雕刻品,在雕刻艺术技巧方面

    留下了许多可供我们借鉴的东西。从这些宏伟和精巧的艺术品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艺术技巧方面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重点

    同时,云冈石窟也是我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各族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交流的生动反映。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各族劳动人民对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曾作出重要的责献。平城作为当时北中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各地各族的优秀雕刻工匠,相互汲取、融合各自的长处,创造出具有新的风格特色的石刻艺术,促进了石刻艺术的发展,也为后来的隋唐石刻艺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国的雕塑和石刻艺术,秦汉以来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形成深沉雄大的中国民族风格。北魏雕刻艺术是秦汉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云冈雕刻,就是富有才华的北魏优秀艺术工匠,积累长期艺术实践的丰复经验,有选择地吸收外来艺术的创造经验，并把它融合在中国雕塑艺术中的生动体现。在雕刻技巧上。云冈早期雕刻直接继承了汉画象石的传统技法,往往在造像浑圆的身体上,用阴线雕刻衣纹。许多大像,继承汉代利用大面积保持完整统一效果的手法,给人以鲜明、雄伟的印象。在细部表现上，如18窟大佛的手，柔中有刚，雕出了肌肉的质感。总之,从石窟整体布局到各种形象及其细部的雕刻,艺术水平都很高。这决不是北魏恢复佛教后不久就能够突然产生的,而是在灭佛以前中国雕刻原有基础上的继续。第二期造像丰圆适中的面相,褒衣博带式的服装，直平阶梯式的刀法和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等,已具有更浓厚的汉民族特点。很多小像,使用高浮雕手法,处理造像的不同角度或衣褶的重叠层次,娴熟自如。造像的衣褶、身光及背景中的动植物形象,巧妙地运用了装饰性处理方法,更好地衬托出造像的面部表情。这个时期的各种造像,达到了新的水平。至于一些动植物形象和装饰性边纹雕刻,已采用近似后代“剔地起突”或“压地隐起”的某些手法。如10窟后室门楣上的须弥山,山腰有参天的森林和各种竞奔的动物,不仅富于装饰意味,而且动静结合,匠心独到。10至12窟门楣上的边纹雕刻,在对称的忍冬纹浮雕带上,突出高浮雕的朱鸟、白鹿、莲花和化生童子等,是代表民族风格的新创造。散见于各窟的建筑、音乐、歌舞等雕刻,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建筑、音乐等方面,提供了形象资料。第三期后,云冈造像艺术更加纯熟,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15窟西壁的水藻、鱼鸟浮雕带,那种沙鸥翔集、鱼跃于渊的画面,十分生动。50窟的“幢倒乐神”浮雕,刻画了北魏“缘撞”表演的情况,是研究我国杂技史的资料。

    云冈石窟还反映了古代中国与一些亚洲国家人民进行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犍陀罗的佛教艺术曾直接影响到中国,对云冈早期造像影响较大。这种艺术的特点是,姿态生动,线条简洁,衣纹质感强。云冈石窟第一期造像中,佛的通肩或右袒的服装,凸起式的厚重衣纹等特征,就可以找到某些犍陀罗艺术的形式和作风。但以后就逐渐融合于中国传统的艺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