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考古研究和保护：

    云冈石窟开凿于结构较为松散的侏罗纪云冈统砂岩层中,一千五百多年来,经风雨侵袭和地震,裂缝风化现象相当严重,石窟曾发生多次崩塌。还有种种人为的破坏。在封建时代,石窟寺院屡遭兵火。明清,统治阶级为祈求功德,任意妆銮佛像,使一些雕刻品面目全非。到了近代,云冈石窟更遭受了空前浩劫。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同国内反动派相勾结,大肆进行盗窃、破坏,严重摧残了石窟文物。据我们初步统计,解放前云冈石窟被盗走、打坏的佛头、佛像,竟达一千四百多个。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为了抢拍资料,不惜毁洞凿像。15窟附窟内三尊精美的北魏造像,一九三四年被盗凿,现陈列在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中。解放前夕,云冈石窟已是杂草丛生,瓦砾遍地,一片荒凉景象。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解放后不久,就设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进行了一系列的绿化和整理环境、维修保护、考古发掘、文物研究等项工作。一九五五年,将多年失修的5、6窟木构窟檐重新落架翻修。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对东部和西部窟群的部分中小洞窟,进行了试验性的石窟化学加固工程。从一九七二年开始,有计划地采用高分子材料,对五华洞(9―13窟)和昙曜五窟(16一20窟)等裂缝、风化现象严重的危险洞窟,进行抢险加固工程,以排除险情,确保文物安全。可是,全面地大规模地修缮,还是一九七四年开始的一次。

    一九七三年九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艺术,他看到雕像风化剥落的严重情况,说: “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他认为原来十年修缮的计划时间太长,指示“要在三年内修好”。周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怀和重视。随即由国务院拨款,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地方有关党政部门的直接领导下,采取由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法,对全部洞窟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这一工程,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已按时顺利竣工。

    云冈石窟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窟前发掘工作

    这一工作从解放后即已开始,包括清理五华洞和昙曜五窟窟前地面。一九五四年,在20窟窟前地面曾出土“景明四年(公元503年)四月六日比丘尼昙媚造”的残石铭记,对于确定“西头尼寺”的具体方位,提供了新的线索。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在五华洞窟前进行的。这次考古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了一些重要建筑遗址和遗物,如12窟北魏石雕瓦顶残迹,9、10窟前地面北魏石刻花纹,9、10窟前辽代木构窟檐遗迹、遗物等。这些发现,对于了解云冈北魏窟的仿木构石雕窟檐、窟前地面的装饰以及辽代十寺等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发现的洞窟主要有三处:即4、5窟之间未编号的塔洞,此窟方形平面,窟门上方凿出明窗,窟中部雕出五层塔,塔正面第一层小龛雕释迦多宝对坐像。从石窟形制和造像看,应属第三期。13与14窟间断崖上的塔洞,平面作方形,正面凿窟门及明窗,中部雕出方柱。从窟内造像尚未雕出的情况看,显然是一座没有完成的塔洞。3窟前室上部弥勒窟室的发现,使我们对3窟作为昙曜大型禅窟的判断,有了更有力的佐证。

3窟前室上部和岗上遗址的发现

    解放后,在3窟上方平地上,曾多次发现北魏“传祚无穷”瓦当、布纹瓦等建筑遗物。《金碑》曾记:“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按《高僧传》云:孝文时天竺僧陶番经之地也”。《续高僧传》中也记载,昙曜曾“于北台石窟(即武州川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炉。结合以前这里发现过北魏堂宇遗址的情况推测,这一地点可能就是昙曜译经的寺院。3窟前室上方的地面,-九七五年曾进行过清理和发掘工作,出土了宝装莲花圆瓦当和沟纹砖等建筑遗物、柱槽内木炭等遗迹,还清理出左右双塔的塔基。这些发现,对研究3窟的开凿历史,提供了新资料。

    近年来,配合石窟维修工程,对云冈石窟较高处过去不易登临的窟龛,进行了较详细的调查,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资料。如11窟以西崖面上的窟龛,这次发现了保存至今的北魏和辽代部分彩绘遗迹,还在11窟外壁上方辨识出有太和十三年(公元489年)铭记的释迦多宝龛,龛中佛像已着褒衣博带式服装。这是目前所知云冈石窟出现这种服装的最早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