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在云冈修建石窟的重要原因

    北魏从盛乐迁都平城,两地间来往频繁，武州塞正当交通要冲。北魏皇帝自明元帝始,曾先后七次到武州山祈祷,这里成为统治集团祈福的“神山”。云冈石窟就选择在这里,形成都城附近的佛教“圣地”。

    道武帝拓跋瑾一建国,不仅在平城建立寺院,而且封沙门法果为道人统,领导僧徒。这个法果改变以前“沙门不礼俗”的习惯,带头礼拜皇帝,据记载: “初,法果每言,太祖明睿好道, 即是当今如来, 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 ‘……,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好一个“当今如来”!原来,帝王就是佛,礼佛就是忠君。不仅如此,就连石窟、佛寺中造像的形体和身样,也都仿照皇帝来雕造。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 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公元454年)又在京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自己)铸释迦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魏书・释老志》)云冈石窟现存主要大窟。可以说都是为北魏皇帝开凿的。这是北魏佛教泛滥,佛教艺术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佛教雕塑艺术,是通过佛像雕塑,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它可以起到使“观者听,听者悟”, “进可以击心,退可以招劝”的作用,较之艰涩的佛经通俗易懂,往往更具欺骗性,因而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

    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传到中国后必须经过一番改造和修补,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中国儒家传统上就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礼记・祭义》)的主张,佛教宣传轮回、报应等教义,也具有“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魏书・释老志》)的作用,在维护地主阶级专政,解除人民斗志上,二者的根本利益和作用是一致的。而佛教的“升天”骗术和“因果报应”的诡说,儒家的忠孝等封建伦理道德,二者恰好可以互为补充。当时的北魏皇帝,就是既尊孔又崇佛的。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孝文帝“雅好经书……善谈老庄,尤精释义”。就连名噪一时的著名高僧慧远,也直言不讳地承认,释迦与老孔“发致不殊”,“虽曰道殊,其归一也”。

    佛教传入中国后,围绕着沙门应当不应当敬王者,教徒出家是不是孝父母的问题,曾展开了长期不休的争论。但在北魏时期,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首先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这样,孝的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我们从云冈石窟现存造像和题记来看,为“亡去父母,七世父母”作“功德”而开窟造像,已占相当比重;宣扬忠孝的“啖子本生”之类的题材,受到重视;象“忠和著□,□孝并举,子孙兴茂,绍隆家嗣”(第50窟上方《吴天恩造像记》)这样的内容,也并非一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时期的佛教艺术,已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结合起来了。一九六六年在大同郊区发现的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压年)司马金龙墓中,同时出土了表现中国传统思想的本版漆画以及具有云冈中部窟群特点的佛教题材的伎乐、蟠龙等文物,就是一个实物例证。

    佛教宣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宿命论。它欺骗人们说,人的神识(灵魂)是不灭的。人的身体死了,精神不灭,可以再生人世,人的生死祸福,都由命运来决定。所有这些,都是用来麻痹诱骗人民放弃斗争并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辩护的。因此,它受到了统治阶级的格外欢迎。凉州地接西域,自前凉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公元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俘掠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造成“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 (《魏书・释老志》)。北魏佛教主要来源于北凉,开凿云冈石窟的基本力量,就是来自凉州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工匠。

    凉州佛教的主体是禅法。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义译为思惟修、静虑等。它主张“致用力行”,要人们绝灭一切“妄想”,对一切剥削、压迫造成的不幸和灾难“甘心受之,都无怨诉”,而依靠寂坐禅定,从思想上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在当时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佛教这种培养奴隶性格、消解反抗意志的反动作用,正符合北魏统治集团的需要。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硅3θ年),凉州禅师玄高就来到平城,受到太武帝敬重,太子晃事高为师。同时凉州禅师慧崇,是尚书韩万德的老师。文成帝复佛法后,任道人统的师贤和任沙门统的昙曜,也都是著名的凉州禅师。昙曜主持开凿云冈最早五个大窟,也就兼有广聚沙门同修禅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