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培一

太湖之滨的名城无锡，钟灵秀毓，俊彩星驰，杰俊之士代不乏人，枚不胜举。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泉，名闻华夏；这里的物，这里的文化，光载史册；这里的人，屡领时代之风骚。

钱氏，乃无锡之望族，可谓人才济济。较著名的有南宋养鹤的诗人钱绅，明代东林党人钱一本，清代名噪一时的博学之士钱泳，现代著名的文史大师钱穆和钱钟书，经济学家钱俊瑞，物理学家钱伟长和钱临照，还有雕塑家钱绍武。

最早知道“钱绍武”这个名字，还是在二十几年前。那时，被他的作品所吸引、所征服，当然受益良多。在近几年的工作中，有幸近距离地接触了钱先生。已届耄耋之年的钱先生，一幅忠厚长者、文质彬彬的大家风范，是大家却丝毫没有大家的架子。要想彻底了解钱先生很难，我们只能以管窥豹，尝试着去解读他。在钱先生八十华诞的前夕，让我们走近他，去看看这个老艺术家的精彩世界。

一、道法传统  追求民族特色

1928年，钱绍武先生出生在无锡市。无锡是个非常古老的城市，有深厚的文明积淀，是人文荟萃的大邦之地。家乡的山山水水哺育了钱绍武，家乡的“吴文化”对钱绍武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子曰：“吾十有五志于学……。”少年钱绍武在一位亲戚（前清“拔贡” ）的指导下，从九岁到十二岁熟读了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至今仍能脱口而出。14岁时，即于1942年起师从无锡著名画家秦古柳先生学习诗书画，学习一个传统文人应该掌握的必修课。无锡历史曾产生了对中国文化史、艺术史有重大影响的杰出画家多人，如东晋有“三绝”之称的顾恺之，元代四大家之一的倪云林，明代画竹的开山手王绂，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等等，无锡的书画水平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无锡秀美的风光，文明古迹之多，私家园林之胜，河湖山泉之纵横，水陆物产之丰富，为钱绍武提供了无数绝妙的张本。

这种严格的早期艺术训练，特别是书法的临习，使他对中国艺术的理解颇为深刻，渐渐地,这种线的使用艺术在他的素描作品中、速写作品中，乃至在雕塑艺术作品中均得到了体现。这些艺术也反过来作用于他的书法，使他书法作品的结构、造型里边或多或少地有些雕塑的成份，折射出他对艺术的咀嚼。

钱先生的另一绝艺——用古曲牌吟唱古词古曲，也是在这个时期练就的。现在，假如有幸的话，在钱先生兴致勃勃之际，会听到他抑扬顿错、回味悠长的吟颂。

这样的文化素养，深深地影响了钱绍武的一生。

他没有上过中学，却凭着横溢的才华得到徐悲鸿先生的格外垂青，1947年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录取，接受到了严格的西式学院派美术教育。后来，又留学前苏联。虽然如此，但他念念不忘的依旧是民族艺术。1957年，钱绍武从苏联列宾美术学院放暑假回国，看到吴县甪直保圣寺的资料，就找到文化部文物局的陈明达同志，提出要临摹保圣寺的文物以便保存。得到文化部领导的支持后，他又到杭州请教了程曼叔、萧传玖先生，并且在诸暨县请来了刘师傅叔侄俩，又加上五六个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毕业生加盟，几个人一起到保圣寺来做临摹工作。临摹工作，完全采用民间艺人传统的全套方法，用木头搭架做整个动作结构，再用稻草加上掺有百分之三十沙子的泥扎成大形，沙子中还掺有麦秸，第二层的泥稍细一点，掺有较短的麻和沙子，第三层用的泥是泥、沙和棉花掺在一起的，造型的工具是钉有许多钉子的木板，像牙刷似的。钱绍武是个“洋学生”，中央美院是法国体系，苏联是北欧学派，从工具到用料与中国的传统完全是两回事。他创造、争取来的这次机会太难得了，使他有了学习、使用唐宋以来传统雕塑造型的方法的机会。这样修修改改地用了两三个月完成了造型工作，接着是反复的用毛笔刷水，收缩干裂后填补泥沙修补的过程，直至不再干裂，最后在作品上糊一层桃花纸，又用蛤蜊粉在纸上打磨，使之成壳，然后进行彩绘。民间艺人对彩绘非常重视，甚至有“三分塑七分画”之说。钱绍武在这时还完成了一个大胆之举，就是用牙科医生用的打印膏，做了一个精彩的、低眉沉思的罗汉头像活模，到如今这件模具还放在中央美院的教具组。总之，经过这次临摹，钱绍武掌握了这套只有中国才有的彩塑技法。只可惜，其它的临摹作品毁于文革，保圣寺的文物保护措施也不完善，破坏得十分严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重大的损失。

几十年来，钱绍武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观摹、考察、调研了诸多的古代雕塑精品，还对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窟等部分遗存进行了临摹。这些财富让他激动，让他赞叹，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都末到这种水平”，激动之后的结果便是使他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些传统艺术的手法。

2003年底，第九届中国雕塑论坛在杭州召开。其间，他畅游了西子湖畔的山山水水。归来后，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有了新发现。灵隐寺内有座飞来峰，峰上遍布碑刻和佛像。古往今来，观众不知道有多少人，但只有慧眼独具的钱绍武发现了个中之妙。一座观音像造在高高的崖壁上，其下边却是几道对称的、山体自然形成的折皱之纹，和下面的冷泉融为一体，若行云流水一般，造像观音就像在闭目听泉，相得益彰。在杭州郊外的翁家山上有个人迹罕至的山洞，为“烟霞古洞”（五代），将垂在菩萨头边的钟乳石改为向洞里飘去的云彩，中一力士捧经书，菩萨一手上举指向洞内罗汉，而洞内诸佛必须在烛火之下才能看得出，精妙绝伦，变不利为有利，与周围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钱绍武认为，这就是艺术与环境结合的典范，在千年之前，我们的古人就达到了如此高超的水平。结果，论坛会议议程安排他做一简短的总结，而他却如数家珍般地给大家上了一堂将近两小时的景观艺术课。

二、留学苏联  熔铸古今中外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留校执教的钱绍武赴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

留苏时，钱绍武被同学们戏称为“老夫子”。大概是因为他的传统文学和艺术造诣深，兴趣广泛知识广博，又很健谈。钱绍武对外国雕塑的学习也是如醉如痴，从埃及、两河到菲蒂亚斯、米开朗基罗，罗丹……还有印度的雕塑，他都有很深的研究，知道的东西很多。对西欧的雕塑大家，无论是个人生平和创作情况，还是这些人的代表作，他都能张口即来，而且还说得使人信服，其中当然有他独特的体会和见解。据邵大箴先生回忆，钱绍武欣赏作品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是“Motif”，他认为，任何一件作品，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塑，都有个“Motif”，这就是作品的核心、灵魂，也可说成是主题、主旨，在美术上译成“母题”可能似乎更准确一些。艺术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母题，深看下去，当然也离不开母题。创造性的母题才是艺术的灵魂，所以大雕刻家马尼泽尔说：没有获得创造性的母题，那么第三步的工作是用不着做的。

钱绍武的母题论，对周围的同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给了大家诸多的启发，在后来的教学实验和艺术实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应用。

造型的基本功，也就是造型能力的培养，东西方的手段和要求都不一样。钱绍武在青少年之时就得到了诗书画印四技特别是书法的严格的训练，深得运笔之要领，纵横牵掣如兔起鹘落，辗转反侧如横扫千军，心、意、识、肘、手、笔合而为一，挥洒自如，对中国的造型基本功已练得很扎实，他的书法已达到了自成一家的境界。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期间，他对素描和速写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北平国立艺专和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在徐悲鸿先生的教诲下，他就很注意研究人体解剖和骨骼构造，注重写实素描和速写能力的锻炼。他从西方古典和现代大师的素描和速写中得到许多启发，他同时对中国艺术中线的造型语言情有独钟，而且体会越来越深。渐渐地素描和速写有了中国书法的味道。后来，他干脆就用中国传统的造型工具毛笔和水墨来画人体，画的也很多，而且是尽情地发挥了书写的能力，“举手投足”尽在法度之中。

在中国艺坛，钱绍武的人体素描和速写占有领先地位，他是这个学科当仁不让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作品语言精练，造型准确，廖廖数笔，便形神兼备、妙趣横生。他的素描、速写作品，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对中国美术界和初学绘画的年轻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兼收并蓄  构筑学术理论

钱绍武先生是雕塑家里难寻的理论家、哲学家，是世所公认的。他对学术理论（应在美学范畴之内）和教学理论的研究成就，绝对不低于他艺术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待艺术，他有自己的理解方式，有许多的真知酌见。也就是由于这些深刻而精辟的独特见解，才使得他能够在创作实践上取得如此的成果。

他的成就，来自于他对生活的悉心观察，来自于他对生活的发现，来自于他的点滴积累。钱先生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认真的，是一丝不苟地不放过任何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积淀。2005年夏，作者有幸和钱绍武先生同游蓬莱仙阁。在阁中，看到了苏东坡在登州太守任上所留下的珍贵碑刻，内容是“书吴道子画赞”。此碑年久保护不善，字迹模糊不易辨认。作者已看过多次，所以没有在意。而钱先生看后却不忍离去，当即单腿跪在地上抄录此碑，而且边抄边吟。作者说此碑文可在《苏东坡全集》中找到。钱先生却说，那样得来的东西不一样，书籍经过多次传抄，不如原碑的文字准确，再说也可进一步研究苏氏的书法。钱先生的举动不仅教育了同行之人，而且也感动了在场的游客，引起了长时间的围观。

限于篇幅和作者对钱绍武先生的了解如叶障目，所以仅从几个方面来反映钱先生理论体系的构筑。

关于继承传统

钱先生认为，我国的雕塑事业必须建立在我们自己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民族特色正是国际化的重要条件。我国现在的大部分艺术院校都接受了近代欧洲的美术教育体系，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继承本民族自己的传统。艺术需要个性，要发现个性、培养个性，艺术家是专才而不是通才。但是现行的教育体制却用选通才、培养通才的办法来选、来培养专才，结果可想而知。这不仅违背了艺术规律，而且也扼杀了许多有天分的艺术青年。因此，目前中国雕塑的状况在国际上显示不出自己的独特光彩。人家重视的是我们的古代雕塑，是我们的民族艺术，而不是目前所谓的现代雕塑。虽然当中有意识形态的人为因素，但我国现代雕塑没有鲜明特色和艺术个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指全部的作品。现在，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只是注重几处著名的古代雕塑遗存，而不是认真研究优秀传统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和特殊的创作过程（包括非常重要的制作方法）。

继承传统面临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大型的雕塑（包括大型的木雕、石雕）工艺早在清代就衰落了，第一流匠师的技艺也早已失传。众所周知，艺术的传授要靠艺术实践，要靠高明的老师在艺术实践中进行具体指导，要靠言传身教。这种言传身教，是任何详尽的教科书和理论书本都代替不了的。如果失去了大量艺术实践的机会，也就自然会失去真正的继承和发展的机会。一旦这些高明的匠师去世，他们的技艺也就被随之带进棺材里，就会成为“绝技”而失传，如再摸索恢复也很难再达到已有的水平。更何况，中国的雕塑艺术自古就没有成文的理论。今天，我们要打破老一辈大师们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思想、小手工业者的狭隘观念所带来的保守和局限，提倡创新，鼓励传统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推动中国的雕塑在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出更为扎实的一步。

钱先生继承传统的理论并不是狭隘的，有任何偏见的。他提倡只要是优秀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应该继承，都要兼容并蓄。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艺术家，钱先生当然在中国本土艺术上有所偏重。他对民族艺术和艺术人才的关心，体现在许多方面，体现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所举办的木雕、石雕、陶艺的竞技场上，体现在大大小小的座谈会和论坛上，只要有机会他就会用他那张“银嘴”，用他的如椽大笔为之鼓与呼。

关于潜能与显能

钱绍武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中成长的艺术家，一开始不能完全接受西方“不自觉”的创作方法，觉得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没有明确的创作意图呢？但仔细琢磨，却觉得大有道理。其实，在我们的实践中也经常运用这种“说不清楚的”，凭直觉办事的经验。在自己修改作品或给别人提意见时，往往会说：“这样不舒服，那样好像舒服一点”。说者说不清楚，也解释不清楚，而听者却往往心领神会，有所改进。这舒服与否的感觉，其实是极其复杂因素的综合，往往是多方面的“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一种“潜能”，是一种“反应”，一种直觉，已不能条分缕析地说清。但那综合性的感觉却往往是十分准确的，在书法的创作之中，钱绍武也运用了这种潜能，把这种原则，用笔墨，凭着对轻重、浓淡、枯润、快慢的节奏规律的掌握和美感素养，自由地“生发”出去，在平面上作书法；换成用石头泥巴，凭着对方圆、虚实、软硬、钝尖等等的节奏规律的掌握和美感素养，自由地“生发”，在立体空间中创作雕塑。

戴叙伦曾赠怀素和尚诗一首，诗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云初不知。”此诗的关键是“心手相师”，“心”是“自觉”，是“意识”，是“显能”。而“手”就是不经过心，不经过思考的手的运动，是“不自觉”，是“下意识”，是“潜能”。这里所说的“相师”，是不自觉过渡到自觉，而在创作进行中又会有新的不自觉因素的出现，于是，又为新的自觉因素所接受，所调整，其实整个过程是个不断由潜能和显能交互作用的过程，是个一边“生发”，一边“收拾”的过程。我们要求任意生发，随时收拾，心手相师，奇怪万变，出乎意外而得乎环中。

关于苍茫

“苍茫”一词，最早出现在《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词在很多地方被很多人用过，“暮色苍茫”用得最多。吴昌硕先生曾为一个求教者写了四个字：“略加苍茫”，是要使篆刻味之无穷，似有若无，越看越多，但又要不可捉摸。

钱先生认为，所谓“苍茫”，根本的一点是要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所有文艺作品成功的真谛，也是所有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因为人类具备这样一种本能，看不清的东西可以用想象来加以补充和扩展，有了某种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可以发挥和引发观众的想象力。观众的想象力是无限的，于是就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联想。在模糊之外无限丰富，由说得完到说不完，由有限到无限，这就产生了艺术中很重要的原则，即暗示性，它比一目了然好得多，含蓄的美更吸引的人。无论什么作品，有想象就有味道，留有余地就可以补充，暗示的表达比直说要自然许多，更让人容易接受，境界要高得多。虚实相生，相互生发。东西不多，但不是没有，而是有，但是在几乎没有中间，提供给人暗示，让人想象，是“苍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含蓄内敛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而“苍茫”则是其最好的注脚。

关于混沌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混沌就是太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如混沌无“七窍”，“太朴散”则如“凿七窍”而成，“混沌死”而如法立。法立于道，道用数来表示为“一”，是绝对无偶的。《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明末清初石涛的“一画”之道，就是在一个打破原始自然的存在状态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是先破而后立。这样，石涛就为自己的艺术主张找到一个坚实的本原。

这种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理论的生成基础。作者在研究石涛及其著作《画语录》时，曾多次求教于钱绍武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钱绍武先生则提出了“七窍凿”而“混沌不死”的艺术生成论，认为可以设想“凿七窍”而“混沌”不死，在认识自然、把握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尊重客观规律，在保持自然的原生状态不被破坏的基础之上进行艺术创作。这个崭新的理论颠覆了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概念，动摇了其基础，是一次艺术自觉或文化自觉的了不起的革命。

四、突破自我实践不断创新

作为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的成名作，是1957—1958年之间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时完成的毕业作品《大路歌》。题目和主题是受著名作曲家聂耳的同名歌曲所启发，是一个多人物、构图很有张力的筑路者赞歌，表达了劳动者的艰辛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钱绍武逐渐成熟，佳作不断问世，如《杜甫像》、《江丰像》、《李白》、《闻一多像》等等，反映了他新时期以来的艺术历程，代表了他雕塑艺术创造上的丰硕成果，他的路子很宽，题材很广泛。钱绍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得到社会的公认和尊重，更多的是取决于他不断否定自我，突破自我，创新求变，勇于探索，勤于实践。“近十年来，钱绍武雕塑创作的个性更为鲜明，突出表现在下面三点：追求作品的大度感，不拘泥于形的肖似和细节的雕琢，而着眼于整体，着眼于气势，着眼于大的效果；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在研究人物外形、经历和心情的基础上抓住人物的本质性特征，去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更注意民族形式，使自己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民族的精神和气派。”这是钱绍武的同学、同事邵大箴先生对他的中恳评价。

最能代表钱绍武新时期艺术成就的作品，是《李大钊纪念像》。钱绍武认真地研究了史料，分析了人物的特征和精神气质，注重到了李大钊特别方正的北方脸型和平齐的发式，从而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到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向往和坚定的信念，并从李大钊手书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中体会到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的伟大人格。对此，钱先生说：“所有这些理解和体会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最单纯的整体，大钊同志就像一座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不可动摇的泰山，他方正、刚直、沉稳、开阔、厚重、朴拙、伟大，像天安门而不像南方空灵的亭台，更不像欧洲一心向天的教堂，他本身就是一块中国革命的伟大基石。”在具体技法上，钱先生汲取了汉魏传统的“方多于圆”的型，突出本质的型，而把一些细节作浮雕处理，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形式就应运而生。这不是钱先生的刻意追求，而是他几十年艺术修养和造诣的自然流露，是几十年浸淫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然流露。

善于发现生活、关注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艺术创作的灵感，是钱绍武作品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艺术主张之一。立于无锡阿炳墓侧的《阿炳像》创作于1993年，是他的另一代表作。小时侯，他非常熟悉几乎沦为乞丐的流浪艺术家阿炳，因为他们住在同一个院落里边（图书馆路37号），故对其印象极为深刻。钱绍武在创作中用了一堵江南小市镇所常见的破墙，阿炳因为是瞎子，所以多靠着墙走路，这样就把阿炳凄惨的生活环境都具体地传达出来了，倾注了钱绍武对这个故乡人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同情。

对于新时期雕塑事业的繁荣，钱先生认为是雕塑的春天降临了，中国雕塑家由此而面临的机遇是举世无双的，但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雕塑事业令人可喜和可忧的两个方面，指出了存在的好处和坏处，长处和短处。他对艺术探索中出现的重复、徘徊现象非常担忧，对中国艺术的现代发展之路的开拓格外关注，“我们已经听到很多对所谓城市雕塑的不满，产生怀疑和厌倦，而很多‘非城市雕塑’又因无人支持而举步维艰，同时雕塑艺术的各种探索又已破土而出，方兴未艾”。钱先生对在雕塑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在雕塑的艺术实践活动中，出现的许多不如人意的情况颇为失望，对雕塑家的作品被侵权，对业内人士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和作品抄袭现象而痛心疾首，对受到伤害的雕塑家表示支持和声援，鼓励大家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钱先生更希望中国社会早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认为普法教育仍旧是经济发展时期的重头课，要教育政府领导，通过法律和艺术教育，可以杜绝或减少不合法行为和现象的发生，可以避免政府行为中长官意志代替民众意志的不正常现象。他非常希望雕塑家的劳动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知识产权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衷心地希望雕塑家、业主（出资单位）、加工单位（包括安装）几方面的关系能够融洽，能够合作顺利，各尽其责，为我国雕塑事业的发展各自做出应有的贡献。

年快八旬的钱绍武一生经历了很多、很多，面对诸多的痛苦与磨难，面对人情世态的炎凉，他都能一笑了之。他爽朗的笑声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是豁达大度的。他以笑应对一切：看到了所喜欢的文章或作品，他大笑着为之鼓掌喝彩；看到了所不能接受的文章或作品，他笑言自己不能理解，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对于别人给他冠以“著名雕塑家”的头衔，他则笑着说：“这个大帽子太吓人了，我可当不起……”

钱绍武到了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可他却每天都在忘我工作，用大量的时间在研究中国的艺术理论和哲学，在研习书法，在搞雕塑创作，同时身感责任重大还在考虑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出路问题。为了中国的雕塑事业，我们衷心地祝愿钱绍武先生这棵艺坛上的常青树，这株人生的不老松，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艺术青春，再铸新的辉煌，攀登新的人生高峰。

钱绍武

1928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1942年，师从秦古柳先生学习诗书画；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雕塑系。毕业后留校执教；1953年，留学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1957年，临摹苏州吴县甪直保圣寺宋代塑像；1959年，毕业回国。获“艺术家”称号，继续执教中央美术学院；1977年，被评为副教授；1986年，被评为教授兼任雕塑系主任；1989年，离休。

主要著作：《素描与随想》、《钱绍武素描人体选集》、《钱绍武水墨人体选集》、《中外著名雕塑作品赏析》。

曾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常设小组成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城雕全国艺委会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