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北魏自唐代的400年间，龙门石窟以政治的需要，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高超的技术，庞大的专业队伍，先进的工具为支撑，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自唐以降 ，当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工具、人才、物质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只有政治中心的东移才导致了洛阳龙门石窟结束了大规模开凿。所以，政治需要是决定龙门石窟兴与衰的最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龙门石窟 社会条件  政治环境  技术力量  工具条件

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诸代，连续营造了400余年。五代至清代的千余年间也有少量石窟开凿。龙门石窟“现存窟龛2100个，佛塔43座，碑刻题记3600方，大小造像10万余尊”“其中北魏窟龛占三分之一，唐代窟龛占三分之二”。①故研究龙门石窟的开凿条件，还是从最为有代表性的北魏时期和唐代入手。

那么，龙门石窟是在什么条件的支撑下开凿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难以为继的呢？
　　　　　　　　　　　
一、 政治环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定迁都大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迁都后，孝文帝推行了第二期改革，重点是改变鲜卑族内迁者落后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中原的汉文化。主要内容有四点：易鲜卑服装为汉服；规定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迁居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改从汉姓，定下门第等级。

这一系列的改革曾遭到鲜卑贵族中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其中有太子恂、东阳王拓跋丕父子。许多贵族还在平城发动叛乱，但是旋即被坚决镇压。北魏王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竭力提倡佛教，大兴土木，开窟造寺。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313），洛阳仅有佛寺42所。北魏迁都洛阳后，佛寺陡增，最盛时达1367座。迁都之始开凿龙门，到北魏晚期，相继有巩县、偃师水泉、嵩县铺沟、伊川、渑池鸿庆寺、宜阳虎头寺等石窟的开凿。②

举国崇尚佛教，帝室、王公、贵族的狂热奉行佛法，是北魏时期洛阳及周围地区石窟开凿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有国280多年，其中有6帝移都洛阳， 长达40多年。北魏鲜卑人开窟造佛是为了靠佛教来分化矛盾，唐代人开窟则有了更加鲜明的目的。赵客师洞有唐显庆五年（公元660）七月二十日，洛州偃师县杨君植为亡妻肖氏造阿弥陀佛像一龛。敬善寺北有显庆六年，洛阳沈某为亡妻造优填王像一龛。唐代龙门石窟的开凿，还多与政治有关，反映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战乱。奉先寺、万佛洞、惠简洞、摩崖三佛、看经寺、宾阳南洞、敬善寺、极南洞、高平郡王洞，都是帝后王公们开凿的。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直接经营的皇家工程，建成于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由武则天捐脂粉钱二万贯建成。唐代，龙门石窟造像弥勒佛像颇多，且做主尊供奉。武氏曾唆使白马寺僧怀义等伪造、篡改《大云经》，诡称女主天下，其为弥勒佛下界，当做世间的主宰。武氏长期居于洛阳，大肆造舆论、造佛为其改唐为周做准备，利用佛教为自己开拓了一条通往皇位宝座的道路。

二、 经济环境

孝文帝的一系列重大的改革，直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雄厚的经济为基础，才能支撑得起石窟工程的开凿巨大费用。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和新的户调制以后，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逃亡的汉民回归田园，荒地得以开垦，耕地不断扩大，粮食生产不断增加，水利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商业也在同样复苏。

魏都洛阳时，居民有十万多户，城内城外有居民区二百多个里（坊），多分行业和按身份居住。洛阳市场很多，也很大。西阳门外，“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大市四面共十里，分行业居住，“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

隋文帝杨坚于纷乱之中统一全国。604年，隋炀帝决定在洛阳兴建东都城。炀帝营建的东都城，是洛阳历史上最宏伟壮丽的一页。新建的东都，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市场，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三大市场。其中的丰都市最为宏大。该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邸区三百一十二区”“周八里，通十二门。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相交，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牙相临映，招致商旅，奇珍山积”。大业元年（公元605），炀帝在迁都洛阳后的第一个元宵之夜，在洛阳新宫内和天津街上陈设百戏，遍饰宫灯，半月有余。后来又连续两年，又将全国乐人和百戏演员调集洛阳，组织演出。公元610年，炀帝特邀西域40多国的商人来洛阳，于正月十五日夜里为其举办了规模盛大的欢迎大会，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中央政府出头组织的大型国际贸易展销会。

唐代，洛阳的地位仍很重要。武德四年（公元621），高祖李渊重建丰都市。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复建北市。武后改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复建西市。至此，李唐王朝用了70年的时间修复了隋末被破坏的洛阳。除此三市之外，洛阳还有一个极为繁华的特别商业交易区，即南北大运河的交汇地，“为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洛。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实际上，洛阳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中心，而且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讫点，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中心。唐中叶以后，洛阳的商业贸易不局限在“市内”，而且在市外形成了新的商业区。
　　
三、 技术力量

北魏时，开凿了云冈石窟。该窟始凿于兴安元年（公元452），止于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拓跋圭曾经“徙山东……百工技巧七万余口，以充京师”。后来拓跋焘又“徙长安城工巧二千余家于京师”。文帝又把这些工匠们从平城一并迁来。这些大约十万多人的工匠队伍之中，想必有大量参加云冈石窟工程的设计师和施工工匠。所以，在迁都后的第二年左右，因为具备了技术条件和技术力量，文帝就开窟造佛像了。

北魏宣武帝为孝文帝和文昭后开凿的宾阳洞，是北魏洞窟中规模最大的一窟。景明元年（公元500）始凿，正光四年（公元523）建成，历时24年，用工802366个。工程浩大，用工之多，令人瞠目。宾阳中洞窟高9.30m，宽深各11m，中央坐佛连座高约8.4m。③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南北宽36m进深40m的崖面上，雕出巨大的九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中央坐佛（卢舍那佛）连台座背光通高17.14m，作结跏跌坐式……”其工程量之大，比宾阳中洞不知要高出多少。大佛佛座背侧刊有“以咸亨三年壬申之岁四月一日，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卅毕工……”等字样，可知工程历时约在十三年以上。宾阳洞尚用工80余万个，奉先寺不知又要用工多少。由此可见，洛阳周边地区拥有一支庞大的雕刻产业队伍，而且技艺精湛。

这些工匠们是专业的产业工人，他们的“甲方”是皇帝、王公、贵族和有钱人等供养人，他们用自己的技艺为“甲方”服务，他们所获得的仅是糊口之资而已，他们是完全按照甲方要求来施工的，不可能也不敢将自己的喜好和意愿表现在施工的佛像中。准确地说，他们只是当代意义上的加工制作者，其“乙方”身份被“皇权”和传统文化深深地埋在伊洛河底下，没有得到承认，更不要说有署名权。

四、 工具条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工具是开凿石窟必不可少的条件。北魏自改革之后，手工业由恢复得以发展，主要是冶铁业和纺织业、制瓷业。“当时的冶铁技术有锻铁和铸铁。兵器、铁甲和车马具等，主要使用锻铁制造的。从考古发掘来看，这时用锻铁制造的器物，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超过了魏晋时期。铁质手工工具很多，也很进步，这是兴建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这时，中国的北方开始大规模的开凿石窟寺。属于北魏前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石窟寺有大同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有洛阳的龙门石窟……开凿这样一些巨大的艺术宝库，高超的技术条件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铁工具的增多和进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④

“唐代的金属制造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武则天时曾在洛阳铸造高达一百零五尺的天枢，其下还有周围一百七十尺的铁山。盛唐时一些精美的金银器，采用了铸造、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当时可能已有了手摇脚踏的简单车床。”可以推见，在龙门石窟开凿的时候，唐代人的工具肯定比北魏人要先进得多了。
　　
五、 龙门石窟衰落的原因

如上所述，洛阳周边地区既有繁盛的商业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又有庞大的产业人才队伍，又拥有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那么为什么自唐代以后逐日衰落的呢？是什么原因使辉煌无比的龙门石窟风光不再的呢？

自北魏到唐代的400年间，虽然江山几度易主，战乱频仍，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恢复之后，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都能得以延续。但是，一场安史之乱，“东都残毁，百无一存”。尔后，到五代之时虽有后梁、后唐、后晋建都洛阳，但由于整个中原地区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夺了后周政权，在另外一个东都——汴州（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北宋王朝。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从西部向东部发生重心偏移，再也没有回到洛阳及以西的地区来。南宋，先都应天（今河南商邱），后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元朝蒙古人自漠北到了燕山脚下，定都今北京，建大都；明朝先都南京，后都北京，南明再都南京；清朝满洲人破关而入主中原，定都北京；中华民国的都城也在南京、北京、南京之间交替。所以，由于政治中心东移，远离洛阳地区，没有了皇家朝廷的支持，龙门石窟的开凿就只能小打小闹了，就不会再有大规模的工程出现了。
北魏和唐代都笃信佛教，甚至以佛教作为政治的工具。两宋的理学由发轫到发展，唯物主义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佛事衰落；元代盛行佛教，但却是喇嘛教。喇嘛教没有开窟造佛的习惯。喇嘛教又与道教、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共存，故佛教的势力被分解；明代以明教起家，此时哲学盛行；满洲人信奉萨满教，佛教虽盛却难以被皇家当作政治工具。故宗教势力的变化，也成为龙门石窟风光不再的原因之一。

战事不休，社会动荡不安，社会经济的几度衰落，人们思想的混乱，再加上民族之间矛盾的激化与上升，所以大规模开采石窟造佛的可能性逐日减小。在北魏自唐代的400年间，龙门石窟以政治的需要，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高超的技术，庞大的专业队伍，先进的工具为支撑，走过了辉煌的历程。自唐以降，当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工具、人才、物质不再是问题的时候，只有政治中心的东移才导致了洛阳龙门石窟结束了大规模开凿。故，政治需要是决定龙门石窟兴与衰的最重要的原因，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同样结合现当代城市雕塑或公共艺术的发展来看，政治需要才是它们风行一时的真正原因。譬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雕塑，五六十年代的红色风暴、伟人雕塑，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城市雕塑，九十年代至今的以人为本、构筑和谐社会的公共艺术，莫不与政治丝丝相扣。政治可以抛弃艺术，但艺术绝对不能离开政治。政治可以利用、借助艺术将政治玩到极致。艺术可以不表现政治，可以不为政治服务，但是其繁荣与否绝对受政治环境的制约，其它的条件都是次要的。这也是由龙门石窟的兴衰而得出的结论。

注释：

①彭卿云、刘炜.全国重点文物大全.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9:365

②李文生.龙门石窟与洛阳历史文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2

③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④张玉玺.简明中国古代史.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