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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尚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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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尚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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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给学生喂什么? (2007/12/29 15:19:53)
   

我们应该给学生喂什么?

——观“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优秀雕塑作品”展有感

 

朱尚熹

 

2006年首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优秀雕塑作品展在《雕塑》杂志和中央美院的倡导和组织下,去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展出。“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优秀雕塑作品展”于20076月上旬在清华大学科技园展出了。本次展览由《雕塑》杂志社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就这样,全国雕塑专业大学毕业生作品展将成为一个展览样式坚持下去,始终将由《雕塑》杂志社和一个地方美术院校合办的方式,陆续在全国各地开花。这首先是一件大好事,对于促进我国的雕塑教学,推出新人新作都具有怎么说也不过分的重大意义。 

从今年的这第二次全国高等院校雕塑专业大学毕业生作品展来看,应该说从作品的创作和制作来看,充分地显示出了全体师生的重视程度,可以说那是相当认真的,其中不少作品真可谓是“大制作”,学生的精力和财力投入是令人惊讶的。与第一次展览一样,作品的多样性可谓五花八门,作品的当下性可谓眼花缭乱。这样的作品,这样的展览作品和其效果,只有学生们能够做到。其中洋溢的活力是成熟艺术家展览很难具备的。第二次与第一次展览相比,优点是创作和制作态度更加认真,作品更显得精致,不足之处是亮点不在了。 

何谓“亮点”? 亮点即独创性,在创作上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过者说作品中另辟蹊径的智慧。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雕塑专业大学毕业生作品展有过的几类作品,如下层生活场景的群雕,艳俗的、观念的、调侃的、表现性色彩的等等等等,这次展览的东西基本上重复了上一届,每种类型后面就跟了一堆人和作品!前面的那一次的几种类型也并非首创,因为目前整个当下中国雕塑界就在做这些,只不过由于学生这个艺术部落年龄和处境原因,把各类型更加推向了光怪陆离。 

非要让学生多么具有划时代的创造确实勉为其难。学生的创作总是有参照的,这很正常。学生的创作充分反映出我们的教学。我们到底给学生喂了些什么?从作品中完全能够感受到。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给予学生的东西太快餐了!学生们吸收的艺术营养太少了,他们赖以扎根的土壤太薄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生的成长离不开榜样,而当下的中国,榜样与学生的距离就像鼻子贴着鼻子这么近!由于各种原因,中国雕塑界人才辈出,成功人士林立,这样的场面,一方面是诱惑,使后来者方便地把根系就植在眼前;另一方面又给学生形成压力,迈步中总是彷徨不知所措。如果学生的创作中还有那么一点急功近利,一夜成名的心态,那只有把眼前“师傅们”的那一套推向极至,所以业已存在的东西到了学生那里就什么都不吝了! 

笔者认为这是中国雕塑教育的一个问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当下教学中的快餐化和学生艺术营养匮乏的问题。 

一是学生的创作要引导而不是误导。在本次展览的研讨会上,我发现同学们的发言太沉重。在谈他们自己的作品时,本来一件造型不错的作品,被他们阐述得那么饶舌!其构思和理念时都显得那么深刻,那么丰富。好象一件作品不表现一个沉重的观念就不是好作品似的,这是近年来观念艺术在中国时髦的使然。观念艺术本身并没错,但千万不要误导成观念艺术全民化,因为在当代艺术史中,观念艺术只是其中一个流派和多元艺术现象中的一个现象。记得在当年文革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恨不得把整个文明史都解释成“现实主义”的文明史,弄得中国整个艺术界必须是现实主义,殊不知,在欧洲只有十九世纪以库尔贝为首的一帮艺术家极其作品之为现实主义画派,而在俄罗斯有巡回画派的称为批判现实主义画派。一人成功,鸡犬升天!一个榜样后面恨不得跟上整个时代,这是中国的问题。笔者呼吁先生们理性缔造一个真正多元的中国雕塑未来。 

二,对学生的自觉引导并不等于扼杀学生的创造性。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对现实大师的参照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创造。别出心裁可能有创造性思维,但我们想过没有,当全民都别出心裁时的情景会是怎样?没准那时循规蹈矩才是一种创造!还有,更多的人把调侃认为创造。同样,全民都在调侃时问题不就出来了吗?怎么办?我认为在学校首先要引导学生回到所学知识上,回到雕塑的本体上,回到“怎么做”上,而不是蒙在“做什么”上挖空心思。“怎么做”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也是雕塑教学的重点。解决了“怎么做”,将来同学们“做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作品是否有感染力其实是“怎么做”——雕塑语言在起作用。同样是表现情爱和性爱,罗丹以他熟练和热情的塑造把性表现得滚烫四溢。而我们的年轻学生也在奢谈性爱,却太直白,一览无余,寡然无味。像这样的作品毫无艺术感染力,任其面世,只能滋生了学生的功利心态,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三、为我们的艺术后辈垫起深厚的艺术土壤,让他们稚嫩的艺术之根一开始扎在这样的一块土壤里。这个命题分两个层面来阐述,首先是硬件上,在我们的校园里应该有古今中外的经典雕塑陈列。作为三维形态的雕塑,学生不能不见原作或者它们的拷贝模型。这一点欧洲的同类学院和俄罗斯美术学院做得非常好。遗憾的是我们的艺术院校至今还用着徐悲鸿那一代人在国破家亡之时为我们引进的西方雕塑的石膏模型。逐渐模糊了的和变了形的石膏像今天还贻害着一代又一代的雕塑学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与我们今日的国力严重不符。新中国以后的数代美术家、理论家、美术官员责任难逃。值得称道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在前几年作了艺术典型的引进和正式陈列,这些经典中有西方的,也有我国古代的,比如校园中有唐陵大狮就很好,但还不够。我们有责任并自觉地让学生完全浸泡在东西方经典的氛围里,好多实事现在做还来得及。第二就是老师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应该教给学生一个体系,而非个人手头的那点东西。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教给了学生一个体系,实际上就给学生塑造了若干榜样。一个体系意味着一个香火传承的历史。这里面有人物的成长榜样,有经典作品的榜样,然后才是当朝的榜样,最后才是老师那点东西。这样才叫现代教育。如果只教自己那点东西,就是师傅带徒弟,只能给徒弟树立一个朝夕相伴的榜样。这样的学生肯定营养不良。什么课都有自己的体系,写实主义有它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还有造型的做法的变迁和传承。有各种经典要使学生了解。现代主义也一样有它自己的体系,名家名作成林,理论严密,这些都需要教给学生。同样一个潮流中的一个流派样式也有它的体系,也有其背景和发起者的初衷,以及后来者的拓展,其经典作品老师也应该从各层面,特别是造型层面分析讲给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学到东西。这样的东西是放在整个文明史中的,是深厚的。根深地厚才能造就参天大树。但愿我以上的意见回答了“我们应该给学生喂什么”的问题。

 


谈城市的“打造” (2006/12/27 16:51:44)
   经济的高速发展席卷全国,中国城市化正在加速,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方面我们有理由为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感到欣慰和骄傲,另一方面我们更为许多负面的结果而感到担忧。除了我们常谈的关于资源和环境的忧虑外,无个性城市问题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现在的城市建设中最常听到的词儿是“打造”,而为“打造”开路的是“拆迁”。就这样,“拆迁”与“打造”演绎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而与运动伴随的是各种媒体、会议上关于“拆迁”与“保护”的辩论。我们的无个性化城市或者说千篇一律的城市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印记的肆意抹去,割断城市发展文脉;另一方面盲目地高速发展,带来的却是盲目的模仿与拷贝,浮躁之风盛行。现在去全国各地城市走一走,已经分不清那儿是那儿了。我的一位朋友在外地工作数年回到北京过春节,感叹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他已经追寻不到儿时的记忆,只能阅读那些冰冷的路牌来辨别方位地点。这样的城市已经使游子找不到家园,任灵魂在混凝土盒子的森林里漂泊。

是的,保留和“打造”好象是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我们要改变、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要进步,总不能守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就是老百姓也喜欢“拆迁”啦!笔者就觉得奇怪了,巴黎怎么把保留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得那么好。法国是发达国家,巴黎也非常现代,但巴黎城市的传统格局与街道的面貌可是保护得相当的好。我去过一次巴黎,住在老城区的一栋楼里,楼层不高,木地板,更有意思的是楼里还有只能装一两个人的老式电梯。如果按我们的有些官员和老板想法,这种落后的房子还不拆掉,换盖新的。正好相反,法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环境得以保存下来,而新的城市建在老城外围,进行呼应与对比,形成了文脉的延伸。也正是由于法国人珍爱其文化传统的特性,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光顾,创造了高额的价值。所以,不要把“传统”当成发展的拖累,关键在怎么去利用与管理传统的东西。

  “打造”不能以牺牲传统印记为代价,同时也不能牺牲自然环境美感为代价。很多中小城市本来以山川秀美为特色,传统形式的建筑和街市若隐若现于其中,天人合一,妩媚无比。而“打造”后的城市,盲目的拔高建筑成楼群,放大尺度;到处混凝土与瓷砖,街市总是似曾相识。其结果使之缺乏原有城市的形象特色,同时与生态形成对抗破坏了环境和平衡。

如果在城市建设中,“打造”一词还可用的话,那么笔者呼吁“打造特色”,告别模仿与拷贝。城市的有关官员应该在深入了解研究地方特色(包括文脉的、生态的)的基础上,聘请各路专家为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出谋划策,进行设计,优选出能代表地方特色的城市形象设计。这种研究与创意性阶段一定要稳妥、理性,盲目不得。盲目与决策的草率是无个性城市的罪魁祸首。我们的公有制决策体系里的官员的巨大优势是决策过程单纯,有力度,发展中容易出效果和速度,而我们的决策系统容易出毛病的是草率和独断。西方发展的状况也与他们的制度有关,一方面是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作支撑,另一方面就是土地私有制体系,不容决策者们随意乱动。但其负面结果是发展不如我们快。我们应该在保留我们体制优势的基础上,尽量回避负面结果,其途径就是决策的理性、公开与民主。决策者要建设和培养城市发展与建设的专家智库,通过讲究决策程序来自律才行,尽量避免决策失误。

总之,有特色的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普遍的呼声。如果说发展的粗放型阶段无法回避的话,现在应该是精致型发展的时候了,一切浮躁、盲目和粗制滥造应该悬崖勒马!

肖像《马三立》创作谈 (2006/12/27 16:50:50)
   ——本文为“中国当代实验肖像展”而作

    在本实验肖像展之前,我就有过做一个马三立像的念头。这次展览我有了这次实战的机会。更值得珍惜的是,这次展览的资助方将定稿的决策权完全下放给艺术家自己。艺术家自己成为上帝,一时还不太习惯。一般意义上讲,给人做肖像,被委托的艺术家一定要视委托方为上帝,惟命是从,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认为在肖像创作中(包括绘画),艺术家经常缺席的原因。这次的展览资助方充分相信艺术家,鼓励艺术家发挥其艺术个性,可谓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于我,做马三立肖像是否具实验性,还不好说;但我乐于把自己的创作中心路介绍于大家,我自己认为这应该算是一次无拘无束的创作。

    一开始,听说资助方的财力有限,艺术家的经费不算高,将来实施经费也不宜太高,所以作品尺度限在三米以下。我想来一个在保证艺术独特性的前提下,制作中不太花钱的设计。这样,才有了多砖做舞台和用普通混凝土做雕像身体的想法,然后上面放一个马三立头像完事,应该很省钱。

    但以上想法并不是糊弄出资者,艺术构思上我是这样想的:马三立一辈子舞台生涯,我特想为他做一个特大的雕塑台座,用砖砌,对于雕塑是一个大台座,对于艺人,它就是一个大舞台,而马三立的体型瘦长,形体弱,简直就是一根棍。这种大与小,横与竖,大块儿与直棍等对比,是我做这件作品的初衷。我在这以前,已经做了两、三件用砖作为材料的公共艺术品,这次我再希望大量用它。再说混凝土,我很想找一次机会用一下。其实,我见过亨利·摩尔和布朗库西做过非常好的以水泥为材料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展览会上我曾为之感动。当然,在我们的红色时代,老先生们曾用白水泥做过许多纪念碑作品和毛泽东像,但都是以混凝土来仿花岗石的,而没有有意将混凝土作为的最终材料去处理。这次我想试一下。我的马三立身体这一段准备就用普通混凝土的浇筑,然后,头像进行青铜铸造,眼镜用不锈钢做。这样,从粗犷的砖台座,经过平滑的灰色混凝土的过渡到精致的铸铜头像再到抛光闪亮的不锈钢眼镜,我从材质上有意安排了这种其层次变化与过渡,形体上也一样,从大到小(细)。

    正式进入放大的塑造中,我将头像做得尽量的精致、丰富与精彩,而身体我尽量地简化。我的初衷就是将身体做成头像的一展台。我的泥塑小稿更简化,就像头像的一个瘦高台座。但在做大稿时,与小稿稍微不一样的是我还是暗示了手臂。简化与概括还是有个度,否则会使人感到人像无胳膊。

    有趣的是在这件作品里,相对于头像,身体部分是台座;相对于整个人物雕像,“舞台”是个大台座。

    做像的过程中,我常联想到了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罗丹当年为了省去雕像上多余的手,让身体部分更加整体,特为巴尔扎克穿上睡袍,真够难为罗丹先生了。其实中国传统雕塑的“俑”反映出中国古代艺术家的智慧与娴熟技巧,简化的形体加上勾勒的线,就把罗丹面临的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是的,我在这件作品的构思之初,是打算为马三立穿上中山装的,可是在后来的推敲中发现不好将身体部分概括成一个立起来的“台座”,试来试去,还是传统长衫更合适,更容易做整体了。

    为马三立定做一把麦克风是我整个创作中的一个难题,几乎贯穿始终。我并不想焊一个真实的麦克风。麦克风是这件作品的唯一道具,我一定让它说话,能同时反映出被塑人物和艺术家的幽默。最早我的草图上画的是用粗管道来表示的,但后来越看越觉得在形上与麦克有距离,也不能完全与要表现的物体无关。好长时间,我为找不到出路而忧虑,也拖了我创作的时间。一天晚上看电视的偶然机会,我发现当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麦克风很酷,我的思绪追索着某种生活中的东西,突然联想到与之在形体上酷似的是简易煤气灶!那晚我很高兴。第二天,迫不及待地去自由去市上挑了一款。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就是轻松地调侃一下,像马三立一样,为观众抖抖包袱而已。而它一放进这一作品中其形式和形体就是麦克风,而不是别的。

    就这样,马三立肖像雕塑做完了。

台湾石雕行 (2006/12/27 16:49:33)
   我和杨金环应台湾高雄义守大学的邀请于2006年2月1日前往高雄市参加了“2006义守大学国际石雕创作营”。

    该活动于2006年1月20日开幕,2月20日结束,历时30天。2006义守大学国际石雕创作营,是该大学首次举办的雕塑活动。据校长傅胜利博士讲,类似活动以后还将继续举办下去。今年的这次创作营邀请的27位雕塑家分别来自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保加利亚、西班牙、匈牙利、中国大陆和台湾等11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艺术家就我们两位。这些艺术家全部由台湾著名雕塑家蔡文庆先生选择并召集。

    由于台湾的特殊地位,也由于我们的跑台湾手续的零经验,去台湾的手续直到除夕那天的下午4点才到手。2月1日的机票到高雄,这时所有的艺术家已经干了10天了,剩下的20天的时间我们要在完全没有石刻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长、宽、高其中一边不得小于250厘米的石雕作品。这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雕刻石雕的熟练程度远不如西方雕塑家的人来讲,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不休息和加班加点。还好,我们奋战18天,顺利并按时完成了作品,赶上了19日的布展和20的闭幕式。

    杨金环完成的作品《男人的眼睛》长380厘米,石材产自台湾的南部花莲地区,属于大理石表层岩,呈黄色。由于作者需要自然形态的石材,所以运到现场的这块石头很大,长度都快到4米了。应该说杨金环的这件作品最难的是挖两个三角形大洞。幸运的是,义守大学主办方提供机器钻孔,还为他省点事。据他讲,他的这块石头,看示较软,其实不太好刻,有的部位还是挺硬的。“眼睛”的瞳仁位置是一卷曲的浮雕女人体。该作品除了作者想表达的男女两性关系引申的文字和文学意义外,作品材料有相当厚度所呈现的厚重的形体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因为作者设计厚度是70——80厘米,而得到的这块石头足有120厘米厚。作者在雕刻中干脆利落的勾勒了眼睛的外形,又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女人体,对比鲜明,整个效果显得生猛,又可细看。

    我的作品《初雪》高270厘米。石材也是花莲地区出产的很典型的白色大理石。说他白只是从整体上看,其实这种石头有灰色花纹相间,很是漂亮。这种石头,应该说比一般的大理石硬点,不过还好,石质比较脆,好下料。从创作角度讲,我偏爱保留石材方体外形,在不破坏外形的基础上进行雕刻。这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少去石料,还有就是在有限的尺寸下,尽量可以显出雕塑的体量,再加上人物有意设计的蹲坐姿态,使雕塑的尺度“增大”,这是观者自身尺度对比的结果。赋有诗意的“初雪”,和颇感寒意而蹲下的少女是创作的入口,而那宏伟、庄重 、神秘的原始感是我有意的追求。

    这次去高雄,印象最深的还是与台湾艺术家的接触。首先由于我们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交流起来很自然。二是台湾的艺术家主动给我们两位晚到的大陆人提供了很多无私的帮助,给我们提供各种咨询,花时间开车领我们去市里买各种必须品,有时干脆借给我们各种工具,随便使用。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有的艺术家看我们光呆在偏僻的大学校园里干活,还主动安排和带我们去逛高雄,拜见美术同行。三是的他们的艺术涵养还是很高的。他们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较紧。很多人留学过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他们对石材的掌握和雕刻处理,以及工具与设备的使用,与西方完全同步;他们雕塑发展的轨迹也基本与西方一致。坦率的讲,我们现在的跨越式发展,是在“追”,跨过了不少东西。我们从传统的写实主义阶段,一大步进入了后现代,跨越过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雕塑不是我们的优势,我国的雕塑教育里一直都缺少这一块。我没有非要提倡一步步走的意思,跨越式发展和接轨也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我只是提到一个客观的事实和现实。

    当然大陆内地的文化土壤和资源,是台湾无法比的,如果两岸的文化交流正常化,那将是双赢的局面。在雕塑界,两岸的雕塑家和雕塑机构都应该努力和多做工作。

    在这次创作营,我发现不少好的作品。如台湾雕塑家蔡文庆的作品《看见有海螺的风景》,和柳顺天的《柔性的崛起》,奥地利雕塑家,卡罗林. 罗曼斯道夫的作品《内视》,新西兰雕塑家史地夫. 维尔浮雷德的《大地之母》,以及匈牙利雕塑家约舍夫.魏西的《肉体与心灵》等等。这些作品都展示了各自艺术家完全不同的艺术理念,使我或感动,或耳目一新,或细细琢磨。

    在这里一提的是,西方艺术家直接雕刻法的传统很深。不仅仅室外大尺度的作品直接雕刻,而且小到拳头大的立体稿子也用石材直接雕刻。有的艺术家根本就没有我们大陆艺术家的泥塑环节。我们的方式有我们的正当理由,但我想我们与之区别的可能不仅仅是材料方面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会不会导致不同的雕塑理念,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次石雕创作营的运作也有其特点。艺术家在漂亮的校园集中吃住。在一块比足球场还要大的露天场地上27位艺术家一起雕刻。现场提供水、电、气(供气动工具用),还有随叫随到的起重机来吊装石头,当艺术家需要石头翻身时很方便。另外还有一台石头钻的大机器,专门为那些要打孔开洞的艺术家用,并提供操作人员。除此外,剩下的全是艺术家自己的事了。与国内的活动比,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点。我们以后在做类似活动时可以参考。